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让大企业成为钢铁“航母”。1999年以后，我国开始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，促使企业的单体规模向超大型化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在政府主导下加快了大型钢铁企业间的联合重组，2007年宝钢等央企开展了跨区域收购，地方国企在区域内进行整合，诞生了河北钢铁集团，一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初步形成。近几年在国企改革和市场的推动下，实行了新一轮重组，诞生了宝武集团，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向世界巨头靠拢。
第二，外部市场不稳定影响企业发展质量。
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企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大量投资基础设施保增长的政策，导致钢材需求暴涨，全国产量从2008年的4.8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8亿吨，全行业资产负债率从50%左右提高到70%左右。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，钢铁企业在2015年陷入全行业亏损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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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密切跟踪原燃料市场价格变化，实施原燃料全过程管控，提高入炉品位，保证铁水质量，为全工序效益创造条件。炼铁系统根据炼钢工序技术参数要求，深入开展铁水质量攻关，实现了铁水低成本优质保供，高炉系统稳定顺行，实现了高产低耗。7月份，吨铁综合成本较目标成本降低25.52元，一级品率99.04%，铁元素消耗环比下降2.1千克，均创今年以来 水平。
7月份，河钢承钢上下围绕“以高炉为中心，以钒定钢，效益 化”的生产组织模式，统筹优化产线资源配置，汽车用钢、高强结构钢、高端冷轧基料以及极薄规格等高端品种钢比例，实现高端品种提档升级，产线盈利水平。
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企业利润降低。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导致无序竞争，行业前十的市场比重从2011年的49%降到2018年的35%，行业自律差进一步加剧恶性竞争。另外，“地条钢”的销售生产，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。
第三，钢铁生态圈建设滞后影响大企业盈利水平。
我国钢企还没有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成本稳定生产的产业生态。
首先，沿海布局调整未到位。沿海一贯式生产，可大大降低钢铁生产成本，提高生产效率。首钢京唐、鞍钢鲅鱼圈等一批现代化沿海钢铁基地已建成投产，但多数企业战略布局还在调整中。
其次，柔性生产体制还未建立起来。目前我国生产结构严重失衡，长流程高炉炼钢占比过高，电炉炼钢仅占9%（世界平均水平为28%）。因此，造成产能调节能力差，不能灵活应对经济周期变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