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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德格尔曾写到,“打字机是一片没有标记的云彩”,“使人手丧失了本质地位,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”。随着媒介的泛滥,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“剥离”,感受到线下课堂与线上教学,现场演唱会与直播演唱会之间的差异。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虚拟世界的通道变得“信手拈来”,数字的幽灵无时不在,这不仅使我们能“脱离”身体传递信息,并形成了一种主动或被动的“依赖”。我们被“不真实”的文字、影像所淹没,身体仿佛成为一个不知如何安置的“多余物”,与之相应的是,人被“简化”成信息。剧本杀复盘解析剧透测评真相答案凶手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,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而言,剧本杀可能是他们说话多的时候,也可能是他们远离手机久的时候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年轻人对具身交流的渴望,渴望暂时“摆脱”作为传播中介的机器,而不愿一直做赛博空间的“幽灵”。在凯瑟琳·海勒看来,“身体还是幽灵”的选择背后是信息与物质性的关系变化。电子媒介不断突破物质载体的限制,延续数千年的“形态”被迅速取代,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存续感到“担忧”。起初的焦虑来自打字机对手的剥离,但海德格尔也解释打字机并不是真正的机器,而是一个“过渡性”产品。更大的焦虑来自计算机对“在场”的剥离——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为“一套信息程序”?在此背景下,曾经人们试图“克服”的身体,似乎成为一个重要且不容退让的“界线”,作为某种“生命”的确证。回到剧本杀,“在场”对交流的意义已无需多言。值得追问的是,就像打字机是工具与机器之间的过渡产品,剧本杀是否也可能是一种“中间态”?如果元宇宙在技术上更加成熟,能够“虚拟”身体,让人真正地“忘我”,或者人与机器充分结合,成为“赛博格”,那么“身体在场”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?这些相关的问题,值得研究者继续追问和探究。
·创作者的表达·谈到她在清华的这段时光,悠南说: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我曾经跟我们班的同学说过我的梦想就是不用‘上班’。”大四的时候在统计未来职业时,她初写下了“待业”二字,后被劝说改成了“自由职业者”,结果一语成谶真的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工作者。这样一个拿陶渊明诗歌当笔名的人,写作的时候究竟想表达什么呢?性别平等与关系平等是悠南认为她想传达的。在她的两部作品中,剧本杀复盘解析都有“女强男弱”的组合,甚至在《的山楂林》之中还创造出了两套剧本,使“马塞”和“秦阳”这两个角色,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。电影《李玲玉》中曾有一句话:“女人站起来了,不代表男人要倒下。这个世界足够大,我们可以一起站着。”这同样是悠南想通过她的角色塑造让玩家感受的一部分,男孩和女孩本身就可以长成各种样子,不必互相对立,也不需要分出胜负。同时,悠南也总认为,先爱上自己才能去爱别人,理解和陪伴可能会比保护更加重要,一份平等的关系往往才是的关系。去标签化和不畏人言也是她埋藏在作品中的心声。从《乐坊旧事》中的花隐、柳萧文,到《的山楂林》中的陈白羊、陈小虎等人,这些角色们往往都有表面标签以外的深厚人生。才情绝艳的状元郎也不一定生来就满腔抱负,而一名燕京大学的保安也可以是新中国秀的青年之一。“不被标签绑架”,这样的人生信条其实也来自于悠南的个人困境,在她两年前刚毕业时,她的父母就开始让她准备研究生的考试,因为他们认为“本科生学历不够找到好工作”。悠南对此感到了哭笑不得,清华毕业的本科学历低、没有好工作机会居然成为了她父母的认知和担忧,但她还是坚持在尊重父母的情况下,尝试走自己的兴趣之路。